题记：2025年10月14日，以新书《寻路集》出版为机缘，北大国发院联合中信出版集团举办承泽论坛第43期，邀请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寻路集》作者周其仁作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这本《寻路集》是一个文集，收录了自2017年起我这八年时间里的一些文章。我八年时间没有出书，因为这期间发生了大量超经验的、意料之外的事件，对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认识这个变化的时代，如何理解变化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对我而言是很大的挑战。
我通常是先观察现象，在观察中思考，尤其要与市场主体交流，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这是我做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想法，做过一些发言，其中大量是实地调查中的感悟。我本以为这些内容不足以汇编成书，但得益于中信出版社的坚持和努力，形成这么一个文集。
一、当初《突围集》的核心关切：高速增长为何放缓？
《寻路集》的主题与2017年出版的《突围集》的主题有连贯性。《突围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罗纳德·科斯专门用他获得的诺贝尔奖金邀请了中国多位民营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到芝加哥商学院研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如今回看，那便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顶峰。2008年之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增速每过几年便下一个坡。这个现象成为需要解答的问题。上一本书《突围集》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
高速增长的成因
要理解高速增长为何发生了变化，需要先了解高速增长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便不会有高速增长，这是非常清楚的基本事实。高速增长是在开放之后与全球的互动往来中形成的。为何1978年实施开放政策后便引发了高速增长？我在那本文集中的基本观点是：我国自近代以来人均收入低、工资水平低，如果不开放，完全依靠自身发展，我们可能需要经历更漫长的发展历程才可能有大的起色，甚至不一定能够转变成功。一旦开放，将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及众多企业的积极进取置入全球范围，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中进行评价，非常有竞争力。
为什么我们的竞争力很强？大约在2002年，为探究这一问题，尤其是为何中国存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却有高额的逆差，美国国会派遣经济研究小组到中国进行调查。该小组的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工资与福利与美国工人的相比落差巨大，中国仅为美国的3%。由此该报告下结论说成本优势使得中国产品能够在美国市场畅销。
这一结论虽然抓住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但过于片面。如果说工资低就有竞争力，往前追溯20年，工资水平更低。以我自己为例，1978年恢复高考时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属于国营体系。回北京上学时，我的月薪44元6角在班级中已属高收入。那时中国人工资水平更低，但为什么没有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呢？
显然，美国国会的这份报告仅关注了要素价格这一单一因素，没有认识到在经济活动中仅仅将各类要素简单堆砌在一起，既无法形成产品，更不能形成市场竞争力。若想使要素发挥作用，必须将其纳入一整套组织体系与运行体制之中。而组织与体制的运行本身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有时很隐蔽，但其影响却极广。中国的成本优势应全面看，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关起门来辛苦搞建设到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成本优势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所谓体制成本，我的定义是成体系的制度成本。通过改革开放，这一成本显著降低。我国农民收入低，工人、干部和工程师的收入也不高，这些要素成本才得以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作用。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确是凭借成本优势打入了世界市场，但这里的成本不仅仅指要素价格，而是将要素组织起来并使其有序运行的整个体系。
对外开放本身就有降低体制成本的作用。1978年之前，中国虽然也有对外贸易，但处于高度的国家垄断状态。外经贸部直属的八家垄断公司统管了中国所有的进出口业务，国内所有工厂生产的产品均须先由这些外贸公司收购，然后再销往国外。直接从事生产的厂商完全被隔绝于市场信息之外，无从知晓最终的海外客户是谁，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最终定价，不清楚国外客户对产品有什么要求，更不了解还有哪些潜在的机会。而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改变了这种局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成本曲线回升与“三明治”困局
如果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综合成本降低从而发挥了中国的成本优势，为什么30年后增速开始放缓？这便涉及到有关成本的一些基本研究。经济学中有“成本曲线”概念，从侧面看，该曲线形似一只碗，先下降而后上升。无论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如何努力，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便会转而上升。这与物理学有相通之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无序的事物总会抬头，除非有对冲的力量。没有对冲力量的物理世界最终会走向瓦解。在经济学领域同样，成本总会上升，除非出现对冲力量。
自2008年前后起，体制成本掉头向上，要素价格也在上升，并且要素价格与体制成本相互关联。从我国近几十年的数据来看，要素中价格涨幅最大的是土地，价格涨了数十倍。中国土地价格高昂的原因在于制度因素。虽表面上存在土地市场，以拍卖形式交易，但这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市场，而是由政府权力垄断。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的过程并非平等的买卖关系，而是志在必得；政府在取得土地后进行“三通一平”，再以市场价格卖出，中间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客观上这也成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及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资本来源，但会使土地价格被推升至极高水平。在市场经济中，若某一要素价格很高，其他要素会涌入与之竞争。但我国其他土地无法自由进入市场，农村有大量土地，仅宅基地面积总和就远超城市总面积，但这些地却散在那里，既不能整理，也不能买卖。统一的土地市场至今尚未形成。因此，这种土地价格本身就包含着体制成本，且体制成本越发展越快，其中既得利益巨大，相关方越来越不愿对其进行改革。
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在要素成本和体制成本双双上升之时，作为对冲力量的改革力度减弱了。经济发展形势很好的时候，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感到骄傲，然而，对于体制内阻碍生产力发展、妨碍中国的竞争力在全球进一步发挥的因素，相应的对冲举措力度却明显减弱。
《突围集》得出的结论很简单，既然这是问题的成因，那就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并在体制约束的条件下想办法加强创新。
那本书里有一幅形似三明治的图，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全球竞争格局。“三明治”上层的“面包”是发达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独到性优势，所有产品和服务都价格高昂，要素成本虽然很高，但是创新能力强，一旦有新产品问世，便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购买热潮并迅速普及。
“三明治”的下层“面包”是后开放国家。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带动了很多国家走开放发展之路。国家在主权独立的前提下主动对外开放，积极改革国内体制，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并没有“专利”，其他国家都可以借鉴。1990年，印度实施开放政策，第一个成效是班加罗尔软件业迅速崛起，这极大程度地释放了印度的人力资本。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很多国家也纷纷效仿我们的发展路径。
对外开放越晚的国家，其要素价格越低。在此形势下，中国陷入了较为不利的局面：一方面，我国的创新创造能力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我国要素综合成本已高于那些后开放的国家。我国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夹心状态，突围的需求也由此而生。
这是我2017年那本《突围集》的观点。出版之后，我的任务就是观察如何实现突围。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向企业和产业提出突围之道，因为我只是在学院教书，并没有实际经验。但是，我可以在中国这么广大的改革开放环境中进行观察，探寻哪些地方找到了哪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在我的考察还没有理出头绪、突围也尚未成功的时候，中国却遭遇了“脱钩”、中美关系恶化、历时三年的新冠疫情等超经验和超历史的事件。这是我国1978年以来从未遇到的新局面。
我在《寻路集》中提及，1978年之后最大的变局是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转变的根源在于美国生变。我国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每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与高额的贸易顺差，不大关注美国变化对全球的影响。在2002年到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上就有一批人指出，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全球经济失衡，即部分国家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而另一些国家则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他们认为，这种状况势必会引发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动。
大量货物出口、大量美元流入，形成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起初我们普遍认为这是好事，毕竟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曾长期面临外汇短缺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冷静地想想，当这一现象发展到一定临界点后，它本身会变成巨大的挑战。如今回看似乎不难理解，货物出口后，换来的美元流入国内并转化为国家外汇储备，央行需按照当时1：8的汇率将等值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国内市场，但此时，与这些货币对应的商品已出口至国外，这必然导致国内货币总量超过商品供应量。这种局面看似很好，2008年前后的中国似乎“不差钱”，从各个角度看都是资金充裕。但其实经济平衡已被打破，当过量资金集中流向某一领域时，该领域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失衡。
土地价格高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价格偶尔高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连续高涨而形成一种市场预期，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有人基于进一步高涨的预期将大量资源投入土地市场，就是所谓“炒地”。当炒地收入越来越高，远超银行借贷利息时，运用杠杆便成为一种看似理性的选择。为什么恒大的借贷额如此巨大？因为当借贷资金转化为资产，且资产增值幅度远高于银行利息时，这种借贷行为便极具吸引力，难以遏制。市场中有些人胆量更大、有些人行动更早，他们取得成功后，引发了国内的失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正是前车之鉴，中国需对此保持警惕。
不平衡的另一头是巨大的贸易逆差。现在，特朗普面临的逆差高达一万两千亿美元。换位想想，贸易逆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就业机会流向境外，他国商品大量卖到美国国内。当然，美国作为基础货币发行国，有条件应对这一局面，但这也引发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失衡。由于这些资金转化为他国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存于央行金库也并非绝对稳妥，所以又得转去购买美国资产，特别是相对可靠的美国国债。这样一来，全球所有贸易顺差反过来在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这使得美国在一定时期内并不缺乏资金。
可是，当公共债务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难以平衡。美国公共债务已达36万亿美元，一年的利息已超过其军费，经济失衡的状况已然显现。尽管在某一时期呈现出看似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但背后实则隐藏着一个大问题，就是自2003年开始流行于中国并且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出现的一个词——“不可持续”。现在看来，这个词精准地预判了当前的状况。当然，这种经济问题的爆发并非孤立事件，它受到国家政治、党派竞争、政策调整、经济思潮演变以及国际事件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自2017年起，问题逐渐酝酿，乌云日益密集，直至特朗普首次上台打响了贸易战、科技战。
这件事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的前提是中美关系缓和。如果没有这一步，后续的事都无从谈起。但现在，这个前提的前提开始发生变化。
关于当前这一局面，我个人感到很难理解。尽管不确定性是经济学领域时常探讨的话题，然而当“灰天鹅”“黑犀牛”真正到来时，我们既难以预知将会发生何事，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更无法预料那些已然习惯过往高速增长惯性的企业与产业将如何应对。对我而言没有别的办法，唯有持续观察。
总是先有现象，再形成概念，然后用概念进行推理，这是基本的方法论。回顾过去的种种事件，我们不要只看问题本身，更要留意有哪些应对问题的好做法。仅仅描述问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微观层面各个企业所采取的具体做法。如果某一做法行之有效，其他企业便会纷纷效仿，效仿者增多到一定程度，局面就会随之改变。
二、《寻路集》的重点探索：企业应对变局的三条路径
细处求精益
2021年，《财经》杂志与佛山政府在当地合办制造业论坛，邀我参会，我便趁机在佛山实地考察。我在20世纪80年代便在佛山做过调研，考察过科龙和美的，所以对当地情况有印象。早年从事农业研究时，我就认为解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民营企业、制造业，所以一直关注企业的发展。对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市场一线的企业会首先感知到，会率先采取应对举措。
那次在佛山实地考察时所见的局面真是四十年未曾有过。2021年，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特朗普的一些举措也带来了不少影响，因此，佛山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处境极为艰难。我们研究小组决定不看统计数据，而是对园区内每一家企业都去细致调查。结果发现，约30%的企业人去楼空；剩余约70%的企业中又有30%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然而，这些民营企业所展现出的韧性着实令我们吃惊。有一家企业，我们去时车间空无一人，办公室里却有人，老板和老板娘正在沙发上休息。我们询问，工厂都已停工，为何他们还在此处？他们说，万一有订单来呢。我们又问，即便有订单来，你们工厂没有工人怎么办呢？他们告诉我们，在工人返乡时，他们挑选了几位表现出色的工人，每月支付50元，一旦有订单，这些工人便能即刻返岗。这就是民营企业，想尽办法艰难地熬着。
仅靠熬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若熬不住了只能倒闭，有没有比熬更好的方法呢？我们在考察的企业中确实发现了好方法。这个方法与宏观形势、特朗普以及政府政策等均无关联，仅与企业老板自身相关。我们发现，部分企业在困难来临时仍能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年前便已开始推行精益管理。大家都听说过丰田的精益管理模式，当年日本作为后起国家，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采取了一项策略，将美国原创的很多制造行业在本土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改良，注重节约成本。正如山西的一句俗话：省下的就是赚下的。
实际上，我国工业领域里的浪费现象极为惊人，但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这一问题。随着土地价格攀升，企业都倾向于获取更多土地，为此便把厂房建得很大。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生产中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的空间、是否真的需要在生产线上经历如此长的流转距离？厂房面积过大、生产线布局过长，无疑会增加电力、管理、检查等各项成本。后来，一些企业引入精益管理理念，进行自我优化瘦身。
实地考察后我们发现，“精”不仅意味着规模的缩减，更是在缩减的同时提升质量。企业为何要追求宏大的场面？为何不能使生产布局更加紧凑？为何不能让生产流程更加合理？通过精益改进，企业能够大幅降低成本、显著减少不良率、有效降低库存，管理的难度也会随之下降。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长三角地区的公牛插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公牛插座的科技含量并不高，而其毛利率可以做到70%，正是得益于其一轮一轮持续精益。“精”是提升产品质量，“益”是不断完善。精益绝不是进行一次便大功告成，因为很多问题是逐步显现的，而且有些问题在发现之后难以立即解决。
后来我和其他企业交流中分享这个经验，大家都深受启发。此前大家多着眼于宏观，期待政策利好，期望特朗普不再多变。然而，那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能够掌控的是自己手里的事，多付出一份努力，便多一分生存的机会。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生产活动处于非正常状态，加上美国时不时出问题，导致订单不稳。在这样的情形下，工厂正好趁机开展精益管理。我实地考察后深受触动，在同一工厂、同一生产流程中，可挖掘的节约空间十分惊人。我认为这一经验值得向整个产业界推广。
宽处谋布局
第二个经验的发现过程很有意思。如今很多企业已展开全球布局，称为“出海”。最初考察美的时，方洪波安排其国际部的三位年轻同事为我们介绍情况，其中一位名叫王建国，如今已担任美的执行总裁。他当时介绍，美的每年总销售额是3400亿，其中出口占比41%。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出口比例超过40%的很少，尤其央企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国内，做国际业务的较少。美的41%的出口占比着实令我们吃惊。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他说在出口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在境外生产的。此言一出，我们一时难以理解。毕竟中国素以“世界工厂”著称，产品多在中国制造后销往全球，从而形成贸易顺差，美的为何会将部分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外呢？王建国和同事向我们解释，最主要的道理是，开展国际贸易时需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并非所有国家都像美国那样掌握着美元这一国际货币，若长期维持我方顺差、对方逆差的局面，对方拿什么来支付货款呢？
制造业里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是，若想让对方购买我们的产品，得先帮对方挣钱，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正是为了助人盈利。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农业国实现工业化以后，收入提高幅度有多大。传统农业生产是非连续性的，农民不用每天都工作，也可以兼营一些小副业，但收入微薄。而进入制造业后，工人每天上班八到十二小时，每小时都有收入。中国已经经历了这一转变，但世界上许多国家尚未完成这一转变。如果要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首先要帮助当地实现工业化。
这样做还有其他好处。现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但冲突往往集中于特定的地缘区域，并非全球各地同时爆发，总有一些地方相对安全，总有一些地方的关税相对较低。即便特朗普如今有种种举措，其影响也有局限性，总有一些地方能够更便捷地融入全球市场。
何享健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民营企业家，他很早就提出，不要在国内与同行竞争，而应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005年，他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考察土地，选定一片未开发的土地，从零开始建成了美的在越南的生产车间。疫情期间，我在国内的调查工作因疫情防控措施受阻，企业不是撤厂就是关门，而国外没有此类阻碍，出国调查比较方便。于是，我前往越南考察美的工厂。
实地考察中，我了解到两个有意思的情况：其一，越南以及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没有能力长期以贸易逆差的状态购买中国商品，也都期望完成工业化，实现国家富裕；其二，拥有原料的国家不希望将原料运往中国提升附加值，而是期望将提升附加值的环节留在当地。
中国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开拓难度越高。有时候，企业在国内一地发展感到困难重重，一旦走出国门就会发现发展之路平坦许多，毕竟世界很大。我们与佛山的企业家一同出国考察后发现，最大的限制其实是我们自我设限。
很多外国公司早已进入中国市场，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中国两大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追根溯源，最初是外资的涌入，带来了技术、设备和订单，进而促使原本的鱼米之乡、桑基鱼塘转变为工业化地区，最终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过程和逻辑不仅对中国适用，在全球很多国家也都适用。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将技术、设备和制造业带出海。有些事情在海外开展就会与国内情况完全不同。
当然也会有种种困难。美的在越南建厂的过程波折不断，还遇到南海问题以及越南国内一些不稳定风潮。2014年，美的在越南的工业园区遭遇大规模打砸抢烧，园区留守的13名干部在一名当地清洁女工的保护下才得以安全避险。但权衡利弊后，出海的确能够开辟出一条重要的路线。
这是我们所发现的第二条路，也是这本《寻路集》副标题“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的内涵。书中包含了大量给我们深刻启发的故事。
高处争独到
第三点是增加一点独到性。
后发国家通常是选取国际市场上销售情况良好的产品，依托自身要素成本优势进行制造，产品制成后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实现进口替代。这是所有后发国家发展所走的一条路。这条路本身没有错，但是，这条路会越走越窄。
制造的产品源自什么？手机、汽车、飞机是哪里来的？制造业很有魅力的一个特点是，其产品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传统农业产品那样在自然界中生长出来的。回到每一件产品，下功夫去深入探究手机、飞机、汽车、互联网的起源，其实都是先有想法，而后将想法转化为技术，再把技术整合为产品，最终通过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
在我国，这个过程总有一天要开始。我们经历40余年的增长，创新独到性却仍然极为匮乏。创新需要基础科学的有力支撑，需基于原理进行探索，甄别出具有应用价值的原理，将其转化为技术，然后解决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工程与技术难题，最终集成开发出产品。这个过程现在需要开启了。
国内很多工厂处于闲置状态，拥有过剩产能，不妨把这些资源拿出一部分用于向上突破。难道国人就真的没有创意、创造不出独到性吗？我认为这件事是值得谋划的。
我们在实地观察中发现，历经40年发展，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企业，其思维已然不同。大疆的产品并非抄袭而来，而是原创之作。我身为大疆无人机的爱好者，对其爱不释手。我去美国时发现，美国消费者也很喜欢无人机，但美国的无人机公司却造不出如大疆般优质的产品。若此类企业增多，我们在“三明治”的上层便会多一些机遇。
以上可归纳为三句话：细处求精益，宽处谋布局，高处争独到。
我与很多地方企业交流分享时，大家都认为这三条在当前很有意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例如批评特朗普，他会改吗？这属于不可控变量。我们做事情的人要把精力放在可控变量上，下手去做，做了以后就会对情况有所改善。
国企民企共通的弱处：市场能力落后于生产能力
很多企业反映这三条经验很有帮助，并且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向这三个方向努力都需要注意，我国产业企业存在一个共同的薄弱环节，即市场能力严重落后于生产能力。
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始终奋力追赶，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追赶过程中掩盖了一个大问题，即我们注重生产、关注产能，却不重视市场。为什么？因为我国市场曾经物资匮乏，无论什么商品，只要有货就能售出。在我看来，市场能力落后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的问题。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很热烈，肯定和批评的意见都源自我们国发院。实际上，产业政策有一个前提。当年日本推行产业政策的部门叫做通产省，“通”即通商，将通商置于产业发展之前。产能不是仅为自己所用，还需要有客户和市场。我国长期短缺，后发追赶，总体而言，市场能力弱，而生产能力强。并且，我国信息成本低，全国一致化，一旦某个产品受到关注，便会出现全国一拥而上的局面。这样一来，这种产品很快会因大量供给而变成“白菜价”。
但是，我们没有在全世界寻找好客户的能力。这种产品只能用当前的销售模式吗？有没有尝试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好的客户？佛山有许多家居企业，仅一个镇上就有几百家，产品难以销售出去。作为对标学习，我们去瑞典考察了宜家。宜家主打北欧式家具，业务几乎遍布全球。但佛山的家居企业可能从未有过如此宏大的设想。
与佛山企业家交流时发现，他们的最大问题是自我设限，实际上并没有外界因素阻碍。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到后来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开放既包括引进来，也包括走出去。然而，我们在这方面能力薄弱，这一短板亟待补齐。市场能力是企业的“牛鼻子”。
我们后来引入了美国工业企业丹纳赫所创的精益法。其中有一个理念极为出色，即开展精益管理需要先消除浪费。如何定义浪费？该理念认为，当客户走进公司，凡是客户认为不值得为之支付费用的项目，皆可定义为浪费。消费者想购买的是产品，但为生产该产品所涉及的所有流程和方法是否必不可少？车间、办公室、后勤部门等等，其中哪些开支是消费者不愿意支付、认为没有必要支付的？精益法所消除的浪费，不是由老板、厂长或车间主任所定义的，而是从客户角度定义的。如此一来，可将精益活动提升至相当高的水平。
当前，企业出海已然成为一种颇为盛行的发展趋势，若不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极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企业出海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是获取客户资源。倘若没有明确的客户群体作为支撑，出海之举便失去了其本质意义。当然，出海寻求客户这一策略本身是合理且具有前瞻性的。企业需要具备强烈且坚定的客户开发意愿，毕竟全球范围内有许多极具潜力与价值的优质客户。
还需要指出的是，高处争独到的“独到性”不是自我认定的独到，关键在于谁会为此买单，能为他人解决何种问题。以客户为中心正是华为的基本经验。聚焦优质客户，持续发掘更优质的客户群体，以此带动细处求精益，带动宽处谋布局，带动技术升级，向高处争独到。
以上大致就是《寻路集》里的一些主要发现。当然，余下的问题还非常多，尤其当前大环境不断变化。对于中国所有产业企业惯用的“打法”而言，真可谓大变局。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还有我们自己内生的不可持续问题。谁也未曾预料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会如此紧张，即便像广东佛山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也面临着巨大困难。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曾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发动机。这种发展模式能否持续，未来会呈现怎样的态势，目前尚不明晰。
我们企业在朝着这三个方向努力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好经验，哪些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又面临着哪些挑战，这些都是我们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周其仁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研究领域：
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与管制,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货币与金融,乡村振兴,转型变革,国企改革
演讲主题：
1. 《改革的逻辑》修订版，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版
2. 《产权与中国变革》，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8 月版
3. 《突围集-寻找改革新动力》，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6 月版
4. 《城乡中国》修订版，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5 月版
5. 《竞争与繁荣》，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版
6. 《货币的教训》，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 月版
7. 《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版
8. 《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
9. 《世事胜棋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版
10.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
11.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
12. 《挑灯看剑--观察经济大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13. 《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调查 1978-1989》，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版
14. 《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 1978-1989》，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版
15. 《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版
邀请授课：联系客服电话：13811229543（工作日8:30-18:00，仅限嘉宾演讲，其他勿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包括文字、图片、视频）为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并提供版权证明，我们将立即删除！
